1940年代中期，在《财富（Fortune）》杂志纽约办公室工作的那些人多少都受过一点殖民复兴风的影响。1946年，作家Eric Hodgins出版了一部作品，其中有一篇讽刺性的批判短文，叫做《造城堡的Blandings先生》。故事里说一对很有钱的曼哈顿夫妇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搬到康涅狄格州的农村，想要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最后得到的却只是头疼、结构性问题和官司。（1948年，终于有人把Hodgins的故事改写成小说，并据此拍了一部电影，其中Cary Grant把电影里面的父亲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在此前几年——或者听人说是在那个时候——博学多才的现代主义大师George Nelson（1908-1986）为他在《财富（Fortune）》杂志的办公室设计了一张简练而时尚的长凳，最初的想法就是用这张毫无装饰的凳子让访客减少逗留，识趣地早点离开。不管最初的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 Nelson平台长凳在Herman Miller的故事里也占据了辉煌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家用家具，更因为它代表了公司在20世纪中期从根本上重新设想战后国内环境的那段历史。
热爱中世纪设计的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原来Herman Miller最初并不是做现代家具的，连George Nelson一开始也不是做这行的。早在1930年的夏天，当一代设计大师Gilbert Rohde（1894-1944）在大急流城向公司总裁D. J. De Pree自我引荐的时候，正值战后大萧条时期，整个密歇根州的家具行业在风雨飘零中岌岌可危，Herman Miller也不例外。Herman Miller之前主要向中产阶级消费者销售套装家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做得顺风顺水。这些家具都带着一丝历史的韵味，好像在一栋崭新的房子里摆放古迹一样多少有些格格不入。公司内部的设计师原本想研究下复古的家具目录，寻求一些正式的想法，然后生产一些Hepplewhite、Queen Anne或Chippendale风格的新式餐厅或卧室家具。
但Rohde在与De Pree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他，大萧条可能还不是公司可能面临的最坏情况。作为一位包豪斯主义的热切追随者和正在参与饱经蹂躏的欧洲战后重建的现代设计师，Rohde解释道，以历史为灵感的套装家具终将成为过去，而这并不是因为Hepplewhit风格已经过时。而是因为“套装家具”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再没有人会搬到凌乱的维多利亚时代大豪宅里，他解释说，也没人愿意天天打扫那些精致无匹的雕像或者悬挂着的水晶吊灯。他预测，因为人们将住在新建的大小适中的房子，或者紧凑的城市公寓里，市场将被高品质的、物美价廉的家具所主宰。而赢得消费者忠诚度的关键，就是灵活性和模块化：不同的家庭有的只想买几样东西，可能只买一样，而且他们希望，如果未来自己的需求发生变化，也可以重新定制他们的起居空间。
和Rohde一样，George Nelson很早就设想到了美国设计的未来蓝图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下意识地认为，日新月异的态度、技术，以及现代生活的节奏都将改造和反映市场本身。
如我们今天所知，De Pree聘用Rohde并听从他的建议这个决定简直太有先见之明，几乎像未卜先知的巫术。Rohde不仅准确预测到了1930年代的消费文化（仅从大萧条时期的一点点动向作出推断），同时预计到了战后住房修建和消费文化的繁荣，让Herman Miller几乎成了这种快乐时尚的现代生活的代言词。1944年，Rohde刚50岁便忽然辞世，De Pree急需找一位新的设计思想家。而他并不是在展厅里，而是在一家杂志的字里行间找到了这位天才。和Rohde一样，George Nelson很早就设想到了美国设计的未来蓝图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下意识地认为，日新月异的态度、技术，以及现代生活的节奏都将改造和反映市场本身。
Nelson早先学的是建筑，整个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早期，他主要的工作是《财富》杂志的作者兼评论员，以及《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的编辑。两本期刊都是Henry Luce的时代出版有限公司旗下的刊物，在Nelson任职期间，二者汇聚起了一个非正式的现代设计思想宝库。Nelson对于战后开发项目的研究早在他还在时代公司工作的时候——而不是直到他创立设计工作室时——就开始了，正是这种研究将他推向了Herman Miller。
Nelson当时正在为《生活》和《建筑论坛》研究一项被他称之为“住房理念”的课题，从这个项目走出的创意之一：储物柜墙，在1944年《生活》杂志封面上大放异彩。脚踩高跟鞋，身着两件套日装，打扮精致的金发美女双手叉腰，一幅完全要放弃的表情盯着脚下的一堆东西，储物柜墙的门开着，正等着解决她的难题。但地上堆的并不是别的，恰恰是战后中产阶级生活中最特别的东西，也就是说，休闲。
像他的前辈Rohde一样，Nelson懂得，美国蓬勃发展的消费文化已经为现代家庭开辟出一片新的领地。理性用工和固定工时意味着人们有了休闲放松的时间和更高的消费收入。休闲时光意味着玩具、游戏、书籍、电视、电台、网球拍，以及所有其他短时效的物品，就像Nelson在《生活》杂志封面上的储物墙柜边上一筹莫展的妻子和母亲盯着的东西一样。杂志文章带读者领略了一番假设中的新泽西家庭生活，两个小孩在储物墙柜边上玩，就在同一间屋里，一会玩游戏、一会看书、一会听音乐、一会看电视节目。（可能有人要说，每一个近乎完美的21世纪家居空间里都有一面巨大的开放式墙柜，摆满各种技术产品、书本、艺术品和植物，而这都是George Nelson的功劳。）
它正好是顾客想要的，而后当公司发现它之后，又开发了更多应用的场合。
1944年，富于创意的储物墙柜激起了D. J. De Pree的莫大兴趣，并主动联系了Nelson。他深知，旧式的“柜式家具”就像风俗画一样迟早要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此刻，他才看到一件真正在此基础上有了改进的东西。到1948年，Nelson已经出任Herman Miller的设计总监，并且在为他的第一部产品目录写前言介绍了。有趣的是，平台长凳之所以那么出名，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曾在Nelson自己设计的柜式家具中作为支撑底座。尽管1948年Nelson首次为Herman Miller推出第一个正式作品系列时，Nelson就构思出了这个长凳，将其作为基本橱柜系列里的一个平台——名副其实——但它的概念还是源自储物墙柜。在这个系列中，Nelson并没有使用一组或者一套的概念，而是将这些柜式家具作为一组可以调整规模的元素，通过各种创意的方式进行搭配。
长凳摆在两条粗壮的U形腿上，表面由清漆饰面的实木板条制成。1952年，又推出了比这款板条长凳更舒适美观，也更温馨的Nelson藤编长凳。但究其本质，没有任何东西是不相干的；每一个要素都得其所用。长凳上可以摆放各式各样的柜子：功放音响、带灯光的洗手台和成排的置物架，都可以姿态优雅地安排在这些新的柜子里面。而长凳本身，正如在1948年的家具目录中呈现的那样，该平台凳“主要可以用做高低柜的底座（偏高），或者也可以当做临时座椅前的矮桌。”
Rohde和Nelson都不太像是维多利亚时期审美观的拥簇者，但Nelson在这里所响应的，至少从基本原则上讲，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关键信条相符的。工艺美术运动的思想家和制造商并不仅仅痴迷于橡木家具制造的中世纪印象和乡村外观，对于19世纪充斥市场的各种人造商品，他们一再呼吁，物品应该是他们原本的样子。包豪斯派关于“忠于材料”的宣言为这个概念注入了现代诠释，但其理念是一样的，即材料和技艺能说明一切。别去效仿那些花里胡哨的产品，或者试图用品质不好的东西伪装成别的东西。
这种意识正适合探讨平台长凳，因为它的结构和材料完全坦坦荡荡、一目了然，是Nelson“显而易见”设计手法的真实体现。他追求的不是“梦幻的房子”或者理想的设计，而是希望大多数人能够找到各种灵巧的解决方案，帮助人们最大程度地利用他们实际的生活方式。
现货供应
George Nelson最终将他在时代有限公司积累的各种想法编撰成书，这本他和Henry Wright合著的《未来的房子》在1945年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呼应Eric Hodgins的讽刺性评论文章《造城堡的Blandings先生》，Nelson和Wright迅速向美国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开着最新式的小车出去做生意，却坚持认为科德角小屋还是最时髦的家居风格”。殖民时期的家很简单，是由一群有着200年前的技术、考虑和需求的人设计和使用的。这意味着，1940年代倡导的殖民复兴简直荒谬；不单是低矮的天花板、诱捕鸭子的笼子或者灰蒙蒙的蓝色油漆已经不再时髦，而且是因为这些住房的比例和布局已经完全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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